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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時代圖書館的求生之道

                  作者:史睿 王楠   發布時間:2017年06月27日  來源:光明日報  

                  筆者十余年前提出,當下是圖書館生死抉擇的重要時間節點,如果不積極投入新媒體時代知識管理領域,尤其是數字人文領域的探索和實踐,未來則必將被社會降級或者淘汰。

                  為什么會有如是之說?從傳統社會中知識生產的一個循環過程可知:作者著文立說,出版社編輯出版,出版物被圖書館收藏并提供給相應的研究者,讀者閱讀圖書,積蓄知識、醞釀思想成長為作者,再不斷著寫。在這一圖書生產的過程中,作者占據知識生產的最上游,下面就是出版社和圖書館。如今觀察到的事實則是:作者寫作、出版社加工圖書普遍使用電子文檔,網絡傳播距離空前縮短,大量精準的電子影像版圖書由出版社和數據服務商直接提供給讀者,而精準智能的知識服務也越來越豐富。2014年,中華書局開發的中華經典古籍庫上線,2016年又聯合多家重要古籍出版社,將已經出版的古籍文本資源經過統一標準加工,注入中華經典古籍庫之中,提供給公眾使用。這個數據庫將真正經過精密校勘整理的高質量古籍文本轉化成的數據,而且里面有上佳的專有名詞的標引,當讀者檢索人名時,并非在全部數據文本中搜索,僅在人名的范疇內查找,地名同法,亦只在地名的范圍內查找,提高效率,防止冗余,規避差錯。這是一個龐大的優質古籍數據庫,極大提高了文本準確率以及專有名詞的查全率、查準率。所以筆者在中華經典古籍庫發布會上預言,將來回顧歷史,必將認定2014年為中國古籍文本數字化的元年。以往的古籍數字化產品,差錯率遠高于紙本出版物,學者們無法相信,也不敢使用,與嚴謹的學問背道而馳。而這一數據庫,真正在人文學者中建立起信任感。

                  還有一類數據庫也引人注目。如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在燕京大學舊地實施的“中國歷代人物資料數據庫”項目(簡稱CBDB)。這個數據庫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古籍資料庫,不僅提供人物傳記資料索引,還提供中國歷史人物與人物、人物與地名、人物與書籍、人物與制度等多方面聯系的知識系統,一定意義上將此前檢索工具書進行了統合,構成了網狀的知識管理體系。

                  這些新技術與圖書館存亡有什么關系?新技術介入之后,圖書在進入出版社這一環節時就已經轉化為電子文獻,在學術研究機構中完成知識標引和提取,并經過結構化、智能化處理,直接面向讀者提供精準的文獻服務。如此,處于知識生產環節下游的圖書館除了保存紙本文獻之外,在知識服務領域已然無事可做了。

                  然而,這就是圖書館的命運嗎?須知,圖書館自身擁有文獻保護保存、知識管理和社會服務三大功能,既要提供資源也要分享知識。分享知識不同于提供資源,不是把書借給讀者這個過程就完成了,而是要把書里相關的知識匯總,并有序地構結在一起,傳達給讀者。

                  回溯中國圖書館的發展史,可以看到,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是由藏書樓轉化而來,在知識管理和服務方面具有先天缺陷。而今若因為技術的更新,又蛻變回藏書樓,豈非悲劇!目前的形勢,向圖書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圖書館只能回應并積極參與,才有一線生機。

                  除了知識生產程序上的問題,傳統圖書館的技術系統亦存有缺憾。人文學術研究之所以需要圖書館,不僅依賴它保存文獻,更需要它承擔起管理知識和分享知識的職能。管理知識第一要義就是有組織體系。圖書館傳統的知識組織體系,例如分類目錄、主題詞表等等,無論多么高明,都是樹狀體系,最終會遇到一個末端結點。但知識本身并不是樹狀分布,而是如同一張互相聯結的神經網絡。只有更新知識組織體系,建立起一個多維度、互相聯結、沒有最終結點的網絡,才能最大限度發揮館內數據庫的作用,為人文學術研究服務。為此正需要發揮“第五媒體”的作用。

                  如果我們說人類的語言是第一媒體,后面依次是書寫媒體、廣播媒體、電視媒體,新興的計算機及其網絡則是第五媒體,而第五媒體的特性就是建構起沒有最終結點的知識網絡,實現跨媒體的知識管理,將人類的經驗、知識和智慧統合起來,方便分享和傳播。這次媒體變革意義遠遠超過圖書分類法轉變的意義,管理知識體系從樹狀結構改變為網絡結構,帶來的是精準的細粒度的知識分享和全方位的知識統合。這必將改變人類的認識方式、學習方式,對于學術研究方式更有重大影響。

                  對于圖書館而言,像CBDB這樣類型的知識庫,不是圖書館選用的眾多普通古籍資源數據庫中的一個,亦不像期刊網、基本古籍庫、方志庫、敦煌文獻庫、金石文獻庫當中的任何一種,CBDB對于傳統數據庫絕對不在同一級別上。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走下去,CBDB就是“網絡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本體是可以覆蓋一切的知識,也是一切知識的基底,是最基礎的知識庫。網絡基礎設施與專題數據庫之間的關系,請參考筆者的《索引與知識發現》和《古籍數字資源的知識庫建設解析》兩篇文章中的論述。當圖書館采用CBDB這樣的網絡基礎設施之后,我們可以回歸到文本的最基礎的本體上面,所有都要從構成完整意義的詞語和它們的相互關系開始,然后遇到任何新文獻都能通過最原始的前期的積累對之進行掃描、知識提取再放入系統中。這樣就避免圖書館重復建設或購買各項專題、各種學科的數據庫而無法整合在一個體系中。

                  最初我們可能覺得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比較緩慢,功能設計上也有各種缺陷,專家會提出這種設施的知識范圍不夠廣闊,缺少縱深,未為可信,但只要有足夠的人力和資金投入,由網絡基礎設施構建的知識庫可以很快超過任何一位頂級專家的所知所能,統領一切的經驗、知識,甚至發展具有人工智能的人文科學研究者。最終,我們節省了很多資金和時間,一勞永逸地解決專題數據庫的各自為政,互為抵牾的問題。這種意義不僅針對當下,應該更具長遠性,對整個人類知識和文明加以歸納重組,成為創新的厚積薄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數字人文研究發展的趨勢不是對應某些專業領域,處理一部分資料信息,制作一系列的專業數據庫,而是制作“網絡基礎設施”。同時,這也是圖書館在數字媒體時代必須承擔起來的任務,也是唯一的求生之道。

                  (作者單位:史睿,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王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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