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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與人同在

                  作者:沈立巖   發布時間:2017年05月12日  來源:人民日報  

                  文學對每個時代而言都是當代的。文學所更新的與其說是我們的經驗,不如說是我們的心靈

                  這些年來,我陸續接觸到一些默默無聞的文學作者,他們對寫作的態度令我深感震動。說文學是生命,似乎有點矯情,但是他們的確是把寫作看得比大多數人在乎的很多東西都重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他們的作品并非無可挑剔,但是那種粗糲的質感,那種不可重復的生命體驗,那種在城府深沉的世態中不免顯得天真甚或幼稚的念頭,卻讓我感到觸電般的震驚。我突然意識到,文學,這個被預言即將消亡的東西,依然旺盛地存活在我們身邊,活在很多人的心里。

                  有理論家認為,文學的本質,就是提供一種陌生化的經驗,通過增加感知的難度來更新我們的認知。可是上述經歷使我寧愿相信,文學所更新的與其說是我們的經驗,不如說是我們的心靈。它一次次清除我們內心的垃圾,讓因世故而冷卻的心重新溫熱,讓因麻木而堅硬的心重新柔軟。它或許并不能解決各種令人苦惱的現實問題,但卻可以一次次地喚起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清醒感受,激發我們解決問題的動機和意志。想來文學的價值之一,或許就在于讓人類長葆初心,而遠離衰老與疲敝。

                  由此,我對兩千年前孔子的一段話,竟然有了越來越深的認同。那時還沒有文學的概念,但是詩已經存在很久了,孔子以超凡的敏銳和深刻,洞見了后來被稱為文學的那種文化形式的意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的說法,顯然是從文學的用處即功能著眼的。關于“興”,朱熹釋為“感發志意”,其實按《說文》“興,起也”來理解,反而更加形象,即詩可以喚起某種潛在的東西,使之由無形而具體,由隱伏而凸顯,如《蓼莪》之于父母之恩,《常棣》之于兄弟之情,《伐木》之于朋友之義,《無衣》之于同袍之澤。這些倫理的情感與思想,既非生而有之,亦非抽象的說教所能深入于人心者,它們需要某種觸媒的誘發和范型的內化。而文學,以其生動的形象和豐富的情感,無疑最適于承擔這樣的使命。伽達默爾稱:“藝術最直接地對我們說話,它同我們有一種神秘的親近,能夠把握我們整個的存在。”打開一部文學作品,無論它與你真實的時空距離何等遙遠,它都立刻開始向你娓娓訴說,一如促膝傾談。他斷言:“文學對每個時代而言都是當代的。”

                  關于“觀”,鄭玄釋為“觀風俗之盛衰”。引而申之,它還預示了某種更為深廣的意味,就是文學具有一種其他東西所缺少的全息性:你當然可以把文學當作藝術來欣賞,但也無妨視之為社會檔案和歷史文獻。馬克思說十九世紀英國杰出的小說家所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所有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還要多;陳寅恪認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歷史記錄頗多舛誤,而唐詩則保留了大量的歷史實錄,反而可以作為研究唐史的珍貴史料,道理即在于此。不寧唯是,文學的歷史也是心靈的歷史,其中蘊涵著一代代人的心靈脈動,透過它們,人性的全部維度與豐富變化皆呈現在我們眼前。即此而觀,“觀”義豈非深矣?

                  關于“群”,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這個解釋未免稍顯迂曲。以宗周至春秋時代的生活形態而論,詩的使用范圍其實十分廣泛,從祭祀祈禳的祝嘏辭說到卜筮占斷的筮辭繇語,從冠昏燕饗的禮辭樂歌到朝聘往還的行人專對,都可以看到賦詩、引詩或歌詩的蹤跡。而所有這些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發生在人際交往與群體儀式之中。詩在其中所扮演的,是溝通人際的媒介,凝聚群體的紐帶,砥礪操行的針石,考見得失的鏡鑒。王國維以為禮樂制度,意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對群體倫理的崇尚確為周代人文精神之突出特質,也是儒家詩教之一大宗旨。在文化滄桑巨變之后的今天,文學之于社會生活的影響,或已不能同日而語,但是文學教育和文學鑒賞,對于形成和維系社會的價值共識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只不過其作用的機制更為曲折復雜。

                  關于“怨”,孔安國注:“怨刺上政。”詩多怨刺固然不假,但未必皆與上政有關。既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于是欲而不可得,惡而不能去,因而心生怨憤,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孔子雖以“無怨”為君子應有之修養,但也恥于“匿怨而友其人”的道德虛偽。當此之際,發情止禮的詩,則為情緒的宣泄提供了理想渠道,因為詩重比興,而比興的實質,則是設身處地的想象,夢往神游的移情。當情感被賦予了詩的形式,也就是被賦予了禮樂的形式,其消極負面的能量便已得到了部分的緩釋。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奧妙即在于此。所以,說詩或文學也是一種心理性的“社會安全閥”,恐怕也非毫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對于調節社會情緒、促進社會和諧,也有其獨特的作用。

                  在2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常常要面對學生提出的各種疑問,其中經常被問到的,就是學文學到底有什么用。我自己也曾被這個問題所困擾,也曾試圖用“無用之用”的說法來勉強應付。但是現在,我可以有信心地說,文學絕非飽暖之余的消遣之資,也不是裝點繁華的美麗鑲邊,過去它就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悠久傳統,在今天乃至今后的時代里,它仍將繼續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既如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所揭示的,也如我們身邊那無數默默無聞的文學作者用他們永不衰退的文學激情所證明的。

                  作者簡介

                  沈立巖,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院長。主要著作有《先秦語言活動之形態、觀念及其文學意義》《諸子研究的理念與方法》《圖騰之惑:中國早期宗教研究的立論與方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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