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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批評的平常心

                  作者:李美皆   發布時間:2017年05月11日  來源:文藝報  

                  由于審美趣味和能力的差異,批評家對于作家作品誤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當下批評主要的誤判不是批判錯了,而是表揚錯了。

                  關于如何批評以及如何引導批評,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討反而可能導致迷失“本心”,我的態度是:順其自然,不必焦慮。

                  當文學創作可以進行定量定性的技術分析,文學批評可以進行火候時長的測量控制的時候,其實文學創作和批評已經被消解了。所以,面對技術當道的評論話語,我不能不發問:當我們在談論文學的時候,我們在關注什么?

                  文學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靈的東西,舍此,它和哲學和文化有什么區別?一部作品出現了,它或多或少打到了你內心的某個點,你對它有感覺,你對它有話說,才能形成批評。沒有這一基本前提,批評家的技術再精湛,都是不適用因而無效的。迷戀看似很專業的文學理論術語操練的文學批評,可能懂得的只是文學理論,而不懂文學本身。文學批評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并沒有那么多道理可講;首先具備讀者的審美水準,再來著眼復雜深奧的批評。如果沒有前者卻強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不會走還想跑。真不能想當然地斷定批評家都具備了一個合格讀者的水準,有的或許懂文學,但轉頭去寫評論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個死魂靈附體,所操持的話語體系令其離文學驟然遠去。這樣的批評和批評家是沒有靈魂且毫無魅力的,甚至蹩腳或自欺欺人,很難與作品和作家形成聲氣相通或彼此激發的良性互動。文學創作是靈動的,文學批評也不該是一張死硬的驢皮。文學批評之于文學,可以是春水泱泱的審美,也可以是火花四濺的鍛打,惟獨不該是干巴巴的“驢皮記”。那些拿著鞭子抽打著作家的評論家,或許以為自己在促使中國文學的車輪滾滾向前,但誰知道你抽錯了沒有呢?人情練達即文章,評論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備文學的審美和評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評產生的前提。

                  我不認為文學批評對于文學創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這兩個行當,其實經常是你說你的、我干我的,批評遠遠當不了創作的家。有時甚至是雞同鴨講,那就不如不講。有哪個作家是看著批評的風向標去寫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個好作家。中國文學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評的先遣而出現的。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甚至還不明確小說是個什么東西。吊詭之處就在于:中國小說的最高峰,出現在不知小說為何物時,小說理論和評論更是沒影兒的事。只要看看這個反常合道的例子,就會明白那些自以為邏輯上固若金湯、道義上天降大任的文學批評,有時候是多么雞肋。當然,雞肋也有存在的理由,畢竟聞之有味嘛,怕的是有些批評連味兒都沒有,其存在只在于存在本身。其存在意義就是:作為一種反彈,確證了創作的存在,比如,作家可以自豪:我或者我的作品被評論了。文學創作是寂寞的,也許文學批評的某種意義,就是為文壇制造一點響聲,以免作家們有走夜路的感覺。走過夜路的人會有這樣的體驗:有人聲害怕,無人聲更害怕。無論是激活還是陪跑,批評的存在與創作都是一對互文,都應該彼此感激“有你而不寂寞”。這樣的狀況,我想是長久甚至永久的。至于更多的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意義,可以不去強求。

                  由于審美趣味和能力的差異,批評家對于作家作品誤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當下批評主要的誤判不是批判錯了,而是表揚錯了。有人擔心批評家批判錯了挫傷了作家積極性的嚴重后果,但我認為更需要擔心的是表揚錯了的嚴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錯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贊美都不會使作家憤怒,就說明他們抗贊美的能力是很強的,心態是不錯的,內心是堅強的,那么,略微有點假以辭色的批判,也不會使他們瞬間脆弱下來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贊美的能力來抗批判,綽綽有余了。既然錯誤的贊美不會使作家憤怒,錯誤的批判理應不至于使他們不快。

                  先沉淀后批評、先瞄準再射擊,固然是不錯的,可是,實際情況卻不配合這一理想設定。在我們這個信息爆炸瞬息萬變的時代,今天閱讀量為100000﹢的,明天就已經永久進了回收站,新陳代謝太快,淘汰率太高,沉淀是需要勇氣的。這也是一個網游橫行天下的時代,只要想想網游中的射擊速度有多快就會明白,容不得你慢慢瞄準的,等你終于瞄準,大家可能已經轉場了。

                  文學批評與創作一樣,也在經歷著大浪淘沙的考驗,不必擔心,是金子終究會留下來的。2016年12月5日中央電視臺《見字如面》節目中,戲劇大師曹禺與畫家黃永玉1983年的往來書信被朗讀,引起轟動。黃永玉信中對曹禺進行的直言不諱的批評,就是典型的文學批評,而且是批判性的文學批評,它并不由批評家發出,而是由畫家發出,依然在當時對作家有切中肯綮的針砭作用,今人讀來仍是醍醐灌頂。馮雪峰寫過三篇評論丁玲的文章《關于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丁玲文集〉后記》《〈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我們文學發展上的意義》,丁玲晚年在《我與雪峰的交往》中說:“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評論我作品的文章很多,但是我覺得有些文章,都是在雪峰論文的基礎上寫的,難得有個別篇章,個別論點,是跨越了他的論述。”陳登科上世紀80年代曾經請教丁玲如何辦好刊物,丁玲說:“刊物里面要有小說,有詩歌,有散文,有書評,但最重要的是評論文章,那是表明方向的。就像過去馮雪峰寫的那些文章,你就是過幾十年,他還是站在那里。”丁玲因此對馮雪峰的評價和評論非常重視,在文學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最重視的,用她自己的話說是“深信不疑”。有價值的批評是讓作家服膺,并經得起時間檢驗的。

                  關于如何批評以及如何引導批評,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討反而可能導致迷失“本心”,我的態度是:順其自然,不必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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